业主维权是一颗自主的种子
尽管人们相信“邪不压正”，尽管大家承认业主维权的意识提升了，但很多人还是没有找到维护自己权利的有效途径。业主维权为何如此艰难，业主自治究竟应该从哪里突破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、中国“和谐社区发展中心”副理事长陈幽泓从宏观层面给出了深入解答。
时代周报：产生业主维权这种行为的背景是什么？
陈幽泓：从住房私有化开始，就会有维权。你如果有私产，你就要维权，但住房私产跟其他不一样，不光是个人私有的部分，还有与人共有的部分。而且中国大多小区都是成片开发的，这一片就变成由私人来治理了，可这群人互相不认识，用社会学的术语，是个“生人社会”，可大家要管这个社区的事，这就是社区治理。在社区治理中面临的不仅仅是个人维权问题，还包括社区事务。
时代周报：从维权最开始发生到现在，我们的社区自治情况发生了哪些变化？目前中国城市社区自治处于怎样的状态？
陈幽泓：我国社区自治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。全国除上海情况特殊外（由政府出面，像建居委会那样建业委会），其他城市有业主组织的比例一般在20%~30%。很多地方，社区的法定组织、法定权力主体是空缺的。
社区治理对中国社会是个根本的变化，让中国由国家管理一切的社会变成了这样一种社会。要懂得如何管理这样一个社会，是需要时间的。这一两年，虽然业主、社区治理出现了很多矛盾，但社会、政府都在关注，而且提供了一些合法性的基础，比如新版的《物权法》。在其中，对业主和社区治理给予了很大的关注，不管怎么说，它奠定了一个基础。去年十八大，又把基层群众自治列入我国四个基本制度之一，跟党和人大的制度相提并论。因此可见，从政府、立法的角度来说，给予了基层自治一个合法的地位。
时代周报：广州有律师提出，业主斗争不能停留在街头斗争的低层次，而要去影响立法过程。您怎么看？
陈幽泓：这样的事情很多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把业主维权作为一个个人维权，而是作为社会先进的阶层在行动。业主群体非常智慧，做了很多工作，试图影响立法、政策。我们研究中心递交的全国人大正式接受的就已有4个议案了。
时代周报：您觉得现在的维权环境怎么样？
陈幽泓：宏观环境不错，《物权法》和其他法律基本上搭了一个架子，虽然离具备可操作还差得很远，但较以前有了标志性的改变。
但微观环境（具体到每个小区）还是很差，有几方面原因，首先，小区的人很难做到齐心协力；二，利益相关方，如开发商、物业公司这样的商业机构要采取行动，比一个“生人社会”、一盘散沙容易得多，这就会对业主维权产生很多障碍；另一方面，地方政府，特别是直接面向群众的地方政府，会因为经济利益的缘故，在利益冲突方之间，如业主和地方商业、经济之间把握不好平衡。而且最基层的地方政府，对业主组织是否可靠，能否管理好自己的事务，目前看来是有怀疑的。我个人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看也会有怀疑。因此由于种种原因，地方政府和业主组织之间没有处于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。
时代周报：在维权过程中业主，即便是富人业主，在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面前都显得非常弱势，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？
陈幽泓：我把业主叫做“优势”群体，不考虑是弱还是强。他们都是专业人士，很多人本人就是律师、建筑师、记者，如果他们真要维权，会是比较成功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社会这么多群体，业主维权最引人注目的原因。
我认为真正的弱势群体根本维不了权，起码是中产阶级，有一定知识、技能的群体才能维权。他的维权会帮助这个社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，帮助弱势群体，给他们树立一个榜样。所以很多人都说业主组织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先行者。
如果仅仅从一个组织来说，业主组织通常弱于商业组织，包括开发商，这主要在于其组织能力。
时代周报：政府在解决业主维权纠纷方面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做？应该秉持怎样的一种姿态？
陈幽泓：从政府、法院来说，北京判了很多关键性、标志性的案件，北京的政府在指导物业小区纠纷的时候，轻易不敢犯错误，因为犯了错误就会判它输。但外地我很少听说有这样的案例。可能有法院不按法理判案，这我只能说需要过程。
另外，权力是自己争来的，会有贪污腐败的法官，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不放弃。
时代周报：广州一个小区曾经出现了有一批年轻的维权积极分子，但后来都沉寂了，现在由一些退休老人来开展维权，而这些老人在与物业管理公司的拉锯战中也显得身心俱疲，维权的道路似乎越走越窄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？
陈幽泓：这是业主的组织能力问题，组织能力要可持续。解决这个问题要靠组织建设。现在业主组织建设还是不够，如果能用代表制之类的制度来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组织，情况相对会比较稳定。
我看到很多小区，有的很优秀的领袖失败了，又出现新的领袖，就像在看一部历史。就像古诗里说的，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。这就像是一颗民主自治的种子，会种到人们心中，到一定时间、条件它会成熟。
法治社会，目前还是做梦。
我们要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
我知道您在说这话的时候心在流血。但我们不能
能不心寒吗？就说业委会筹委会的资料提交这事，反反复复，一波三折，让人不得不怀疑职能部门就是要故意拖到新业主收楼日期的到来后，逼迫组织者额外增加几百份新业主的资料。
业主维权是一颗自主的种子
尽管人们相信“邪不压正”，尽管大家承认业主维权的意识提升了，但很多人还是没有找到维护自己权利的有效途径。业主维权为何如此艰难，业主自治究竟应该从哪里突破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、中国“和谐社区发展中心”副理事长陈幽泓从宏观层面给出了深入解答。
时代周报：产生业主维权这种行为的背景是什么？
陈幽泓：从住房私有化开始，就会有维权。你如果有私产，你就要维权，但住房私产跟其他不一样，不光是个人私有的部分，还有与人共有的部分。而且中国大多小区都是成片开发的，这一片就变成由私人来治理了，可这群人互相不认识，用社会学的术语，是个“生人社会”，可大家要管这个社区的事，这就是社区治理。在社区治理中面临的不仅仅是个人维权问题，还包括社区事务。
时代周报：从维权最开始发生到现在，我们的社区自治情况发生了哪些变化？目前中国城市社区自治处于怎样的状态？
陈幽泓：我国社区自治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。全国除上海情况特殊外（由政府出面，像建居委会那样建业委会），其他城市有业主组织的比例一般在20%~30%。很多地方，社区的法定组织、法定权力主体是空缺的。
社区治理对中国社会是个根本的变化，让中国由国家管理一切的社会变成了这样一种社会。要懂得如何管理这样一个社会，是需要时间的。这一两年，虽然业主、社区治理出现了很多矛盾，但社会、政府都在关注，而且提供了一些合法性的基础，比如新版的《物权法》。在其中，对业主和社区治理给予了很大的关注，不管怎么说，它奠定了一个基础。去年十八大，又把基层群众自治列入我国四个基本制度之一，跟党和人大的制度相提并论。因此可见，从政府、立法的角度来说，给予了基层自治一个合法的地位。
时代周报：广州有律师提出，业主斗争不能停留在街头斗争的低层次，而要去影响立法过程。您怎么看？
陈幽泓：这样的事情很多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把业主维权作为一个个人维权，而是作为社会先进的阶层在行动。业主群体非常智慧，做了很多工作，试图影响立法、政策。我们研究中心递交的全国人大正式接受的就已有4个议案了。
时代周报：您觉得现在的维权环境怎么样？
陈幽泓：宏观环境不错，《物权法》和其他法律基本上搭了一个架子，虽然离具备可操作还差得很远，但较以前有了标志性的改变。
但微观环境（具体到每个小区）还是很差，有几方面原因，首先，小区的人很难做到齐心协力；二，利益相关方，如开发商、物业公司这样的商业机构要采取行动，比一个“生人社会”、一盘散沙容易得多，这就会对业主维权产生很多障碍；另一方面，地方政府，特别是直接面向群众的地方政府，会因为经济利益的缘故，在利益冲突方之间，如业主和地方商业、经济之间把握不好平衡。而且最基层的地方政府，对业主组织是否可靠，能否管理好自己的事务，目前看来是有怀疑的。我个人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看也会有怀疑。因此由于种种原因，地方政府和业主组织之间没有处于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。
时代周报：在维权过程中业主，即便是富人业主，在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面前都显得非常弱势，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？
陈幽泓：我把业主叫做“优势”群体，不考虑是弱还是强。他们都是专业人士，很多人本人就是律师、建筑师、记者，如果他们真要维权，会是比较成功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社会这么多群体，业主维权最引人注目的原因。
我认为真正的弱势群体根本维不了权，起码是中产阶级，有一定知识、技能的群体才能维权。他的维权会帮助这个社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，帮助弱势群体，给他们树立一个榜样。所以很多人都说业主组织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先行者。
如果仅仅从一个组织来说，业主组织通常弱于商业组织，包括开发商，这主要在于其组织能力。
时代周报：政府在解决业主维权纠纷方面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做？应该秉持怎样的一种姿态？
陈幽泓：从政府、法院来说，北京判了很多关键性、标志性的案件，北京的政府在指导物业小区纠纷的时候，轻易不敢犯错误，因为犯了错误就会判它输。但外地我很少听说有这样的案例。可能有法院不按法理判案，这我只能说需要过程。
另外，权力是自己争来的，会有贪污腐败的法官，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不放弃。
时代周报：广州一个小区曾经出现了有一批年轻的维权积极分子，但后来都沉寂了，现在由一些退休老人来开展维权，而这些老人在与物业管理公司的拉锯战中也显得身心俱疲，维权的道路似乎越走越窄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？
陈幽泓：这是业主的组织能力问题，组织能力要可持续。解决这个问题要靠组织建设。现在业主组织建设还是不够，如果能用代表制之类的制度来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组织，情况相对会比较稳定。
我看到很多小区，有的很优秀的领袖失败了，又出现新的领袖，就像在看一部历史。就像古诗里说的，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。这就像是一颗民主自治的种子，会种到人们心中，到一定时间、条件它会成熟。